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多个场合都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论述，特别是创造性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指明了方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开中国文化的创新空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破除学术与思想禁锢，发扬光大传统文明，把握内在精神实质，坚持传承和创新。只有深刻有效把握中国文化精神，才能进一步完善今天的治理体系，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源源不断生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并将这种学术思想贡献给世界，滋润和构筑新的世界精神。

　　以大历史观认识“文明”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世界有识之士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原因，开始从本质上认识中国。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情。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建立往往总有一个开端，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回到了巅峰。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则进行东西比较。在他看来，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的大帝国、强国，他们纵横世界，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但这些强大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很难再有崛起的可能。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都来自中国。他解释说，中国看起来是一个国家，实质上所承载的是一种文明！

　　中华传统文明的演进，孔子创立儒学是其高峰。孔子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心，是中国哲学文化制高点。孔子虽然生活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但他总结继承了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庸》等典籍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记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体现了孔子的文化观，更重要的是他以前文化的令他“好古”“尊古”。首先必须清楚的是，他往回看是为了往前看，他是在历史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中国文化是多源起源的，考古学家用“满天星斗”来比喻中国上古文明遗址的分布，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文化遗存可谓星罗棋布。然而，多源未必就是多元，在多源起源与发展之中，各区域文化发展也不平衡。各个地域之间相互交往，互相影响，文明发展要素呈现出彼此相似的表征，一些区域处在了文化发展的领先位置。在尧舜时代以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已经处在形成发展之中，中华文化一万年之说绝非空穴来风。中国易学上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就让人建立起从伏羲到孔子之间的文化联想。

　　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核心稳定、向心力强，就是因为它形成的历史非常久远。儒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精神的成熟与定型，而儒学的源头就建立在世人观察自然的基础上。儒学的根基是关于人本身的思考，通过孔子与易学的关系，能看到这种天人思维的脉络。从遥远的伏羲时代开始，直到文王、周公、孔子，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正是儒学的深厚根基。儒学的根基在周易，易为群经之首，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儒家世界观的基础。

　　中国思维体现在中庸哲学中。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反对将天与人相互对立，讲求天与人二者的统一，《孔子家语·礼运》讲：“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居人也曰养”；《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价值观。

　　中国历史文化连绵不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与它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连、高度统一。中国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具有显著的不断创新、和谐统一的特性。有西方人士看到：“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底色的伟大意义所在。儒学是中华文明之树的主干，他在不同的时期也吸收了不同文明养分。惟其如此，这棵大树才历经风雨，在不同时期都绽放出艳丽花朵、结出丰硕成果。

　　人文主义传统与孔子儒学思维

　　中国在近代的屈辱中走出来，很多人依然没能摆脱由此造成的对自身文化的迷茫与怀疑。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绝不能对历史抱有虚无主义的认识，不能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顶点上。尤其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应该像钱穆先生当年在《国史大纲》所告诫的抱有一份“温情与敬意”。曾几何时，我们曾怀疑一切，从而丧失了话语权。新启蒙运动时期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是自主。中华民族是最有资格谈自主的民族，不明了这一点，就无法理性看待中国数千年的和谐与和平。

　　中国疑古思潮盛行带来了学术的迷茫，许多古书被打入“伪书”行列，许多思想史著作被弃置不用，许多古籍记载得不到应有认识，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先后关系颠舛倒误，学派属性认知迷乱。例如《孔子家语》，该书极其重要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严重影响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正如《庄子》所说“古之人其备矣”。孔子集上古历史文化之大成，他的思想的道术性质，使之具有“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庄子·天下篇》）。孔子说“礼也者，理也”，礼者，理万物者也。考古学证实龙山时代就有了礼制。夏、商、周三代递相损益，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西周初年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的时期，“文武之政”“周公之训”“成康之治”值得大书特书。周公是孔子以前、黄帝以后的最重要人物。他帮助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又辅佐成王巩固了天下，他“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崇拜周公，常常“梦见周公”，周代走出对于天命、鬼神的膜拜，这是一种人文理念高度升腾的文化。孔子“从周”“宪章文武”，思考礼乐制度何以得到更好遵守的问题，形成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中国文化人文主义底蕴极其深厚。走入历史深处，我们会发现“中国”最初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据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武王克商之后欲营建洛邑，他“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中国”也与“四夷”相对。尧、舜、禹有递相授受的“十六字心传”，此即《尚书·大禹谟》所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由于受《尚书》真伪问题影响，人们就连《论语·尧曰》的相关记载也存有疑虑，所幸《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保训》整理问世，证明这些说法完全可靠，儒家“中庸”思想来自中国自古就有“尚中”传统。

　　夏商周三代文化递相损益，不断进步。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在总结继承前代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经天纬地、设官分职、董正治官等一系列法则。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文深厚，已经超越了对于天命、鬼神的迷茫与羁绊，意味着人文理念的升腾。如果不理解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实际，就无法完整理解孔子。孔子尊崇周公，正是因为他制礼作乐的文化创造。孔子适周像老子问礼，最大的可能就是观《周礼》。孔子认为“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孔子家语·观周》），于是远行洛邑，了解“礼乐之原”“道德之归”。“礼乐之原”即礼乐的根本，应指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即设官分职的政治架构，此乃政治运行机制。“道德之归”也应在《周礼》之中，《孔子家语·执辔》记孔子说：“古之治天下，以六官总治”，其中，“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此乃国家管理的根本所在。

　　孔子时代，周公制定确立的礼乐制度出现的崩坏的趋势，孔子希望能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但无力挽回颓势，直到临终他还慨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家语·终记解》）基于这样的情势，孔子创立了博大精深的仁学体系。不难理解，孔子是“接着周公说”的，他思考周公怎样制礼作乐、礼乐大厦何以崩塌、怎样建设才能使大厦根基牢固。孔子以此为起点深刻反思，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诚如《商君书·画策》所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人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因素。

　　孔子常常念及“文武之政”，他创立儒家学说就是效法周政,以“为东周”（《论语·阳货》）为其志向，孜孜以求。因为效法周公，孔子被尊为“至圣”，周公被尊为“元圣”。汉唐以来，人们之所以“周孔”并称，正是由于孔子与周公的渊源关系。在人类文明研究中，国人似乎习惯接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孔孟老庄时代是中国文明的突破期，其实这一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中国学术研究的进展与考古材料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发展历程，有较高发展水准。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时期，这是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我们认为，世界对中国古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样的情形恰恰是中国学术界自己造成的。如果在中国要找一个“文明突破期”，那么它应该在殷末周初的文武周公时代。

　　荣誉责任意识与世界精神重建

　　中国文化强调荣誉与责任，注重提升精英的气质和素养。清朝末年，时任日本教育部长的菊池男爵请辜鸿铭先生翻译《春秋》中“名分大义”，辜鸿铭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要原则”。他认为，《春秋》之所以取名于此，源于此书的主旨在于给出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荣誉与责任。荣誉与责任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

　　中国的荣誉与责任意识，最突出体现在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政治理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至于今日，中华民族这样的追求一以贯之。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谓“天下为公”，就是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这是希望人们休戚与共，协同一致，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正如孔子儒学继承了此前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孔子儒家的社会理想追求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内生演化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很早的邦国时代就已经清晰坚定、先进而成熟。夏朝之前，尧对舜谆谆教导：“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看到了认知天命，履行天命，诚心诚意奉行中道的重要性。西周初年，周公大力倡导“敬德保民”，将政治与伦理相融合，使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从而诞生了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成为儒家的理想政治样板。

　　春秋末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型、大变革之际，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就是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孔子还表述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他和弟子后学周游奔波，以求经国济世，希望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孔子虽然没有说服那时的君王，也看似没有走出时代困局，但时势锻造了孔子和儒学。正是由于这样的困局，让孔子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使他们对于政治文明追求、中华文明底色、人类文明根基的思索更深沉，表达更周详。东汉王充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孔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政治理念，董仲舒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政治学说，实现了孔子当年渴望实现而终未实现的政治实践，引导了中国的政治文明。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制度的变革发展、缝缝补补是常有的事，但是制度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历代王朝如一条稳健航行的巨轮，即便是换了舵手，也并没有改变它行进的方向和动力系统。近代以来，这艘巨轮遇到了正面撞击，几乎面临倾覆的危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航向问题、道路选择、动力系统构建。在艰难困苦的现实面前，有识之士开始了正本清源的研究努力，看到了中华文化的特质，看清了帝制时代对孔子儒学精神的偏离与扭曲，主张返本开新、综合创新、革故鼎新，实事求是地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精神，中国阔步而自信地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在中国式管理中，人们思考管理之道，最尊重和推崇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在孔子的思想中，“为政”即“为正”，为政者正才能引导天下之正。聚焦中国之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能力的落地，为政在人，在于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奋斗者。在新的时代，不仅需要新时代的经济、教育，更需要新时代的政治和国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物质性满足，还在于发挥人的理性光辉，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因子呈现出来、传承下去。将荣誉感激活，产生责任感；在履行责任过程中，进一步润泽荣誉感。

　　解放思想，就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就要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长远与深刻，惟其如此，才能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迷失，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中国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重视，在文化的基本点上就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学者休斯敦·史密斯《世界宗教》说：“当一个人的深入关注中心从自身转向家庭的时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当关注中心从家庭移向社会时，便超越了裙带关系；当从社会移向国家时，便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当移向全人类时，则同民族沙文主义针锋相对。”我们必须看到：当一个民族能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的时候，也就选择了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

【作者简介】杨朝明，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